明末清初, 传教士进入中国, 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于传教士的进入, 使得清代中国计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开始为向近代计量的转化准备条件。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下,传统计量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新概念新单位的出现上。中国古代没有圆心角的概念, 而自徐光启与利玛窦(Mat thieu Ricci , 1552 ～ 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之后, 建立在圆心角概念基础上的一般角度概念开始普及, 360°分度体系也开始流行, 这为实现角度计量在单位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方面创造了条件。此外, 时刻制度也由昼夜百刻的划分方法改成了96刻制。它与角度概念相结合, 进一步发展成与国际时间单位一致的时、分、秒制度, 从而为时间计量的近代化做了铺垫。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一批新的计量仪器, 例如温度计、湿度计、机械钟表、测角仪, 等等。这些仪器与上述新的计量概念的结合, 扩大了传统计量的范围, 促成了新的计量分支的萌生。这些新的计量分支一开始就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条件, 它们为中国传统计量向近代计量的转化准备了基本条件。

终清一代, 传统计量的主体仍然是度量衡。清前期对度量衡的管理颇为重视, 从顺治朝开始, 就不断颁发诏书, 要求各地遵循官方颁行的度量衡标准。清代的度量衡管理重视对技术细节的要求, 重视对相关法律条文的制订。官方颁布的条令, 不但有对度量衡制作具体技术细节的说明, 同时还从法治的角度出发, 对违反度量衡管理要求的行为应受何种惩罚做出具体规定。这些措施的实施, 确保了清前期度量衡量值的基本稳定。

在清代计量发展的历史上, 康熙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熙皇帝不但对度量衡管理做出种种要求, 而且对度量衡科学也深钻细研。他熟谙西方科学, 但在制订度量衡基准时, 却依然按照汉文化传统, 努力迎合刘歆乐律累黍说的要求。他为大清帝国制订出了既兼顾当时度量衡量值的现实, 又在形式上遵循古制的度量衡标准, 为清王朝当时度量衡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同时又在亲民、便民思想的指导下, 允许民间各种形制度量衡器的存在,从而为清代后期度量衡的混乱埋下了祸根。清晚期的度量衡混乱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严重性使得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的存在。正是这样的局面, 促成了晚清政府重新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度量衡改革。这次改革力图建立科学的计量标准器和管理体系, 为此还专门向国际计量局定制了尺度和重量原器。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 朝不保夕。面对垂死的王朝, 清廷的政治家们再也无力回天, 这就使得这次的度量衡改革难以避免中途夭折的命运。

整体而言, 从明末迄清末, 虽然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冲击, 但在传统礼教的约束下, 中国计量的主体度量衡却依然墨守遵古传统, 在古制约束和近代科学的感召下徘徊。也就是说, 终清一代, 中国计量酝酿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 但并未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因此, 这个时期是中国计量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做准备的时期。

二、传统计量的终结

进入民国以后, 由于各种因素, 清末即已存在的度量衡混乱愈演愈烈。与此同时, 与国际科学的交流却使人们对度量衡科学的原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掌握, 在这种情况下, 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开始了自己的度量衡改革。但由于社会的动荡, 北洋政府的度量衡改革方案出台以后, 政府无力推行, 不久即告夭折。在北洋政府的统治时期, 全国范围内的度量衡混乱状况比之前朝有增无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开始了认真的度量衡改革。在改革中, 民国政府制订了合理的度量衡制度,颁布了相关法律, 并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推广工作。新的度量衡制度既注意了与国际单位换算的简便,同时又兼顾了传统, 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下, 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虽然由于日本侵华, 导致国土大片沦丧, 使民国政府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全国各地, 但新度量衡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 使建立在乐律累黍学说基础之上的传统度量衡理论和制度彻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是没有疑义的。

新度量衡制度虽然切近民用, 其推行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这套制度与国际接轨不够, 用于表现科学术语时颇多不便, 科学界对之颇有微词。在政府大力推行新制度的同时, 科学界却在探讨另一套单位基准的术语。计量基准在科学界和民用之间的分离现象, 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推行统一的国际单位制, 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同时, 由于中国科学已经融入了国际科学主流,近代工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了起来, 这使得科学计量、各类工业计量也都开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经济落后, 科学也不发达, 与计量有关的各种基准、标准还是一片空白,除了度量衡以外, 其他计量的溯源(量值传递)体系也未建立起来。因此, 还不能说这个时期中国已经实现了计量的近代化。这是一个传统计量退出历史舞台、近代计量蹒跚起步的历史时期。

三、中国现代计量的建立

新中国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计量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 在计量管理方面一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度量衡的统一上。1950 年, 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设立度量衡处, 受理国民党政府留在重庆的有关度量衡卷宗、器具和设备, 同时推进我国的度量衡划一事业。在度量衡处的努力工作之下, 新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度量衡管理暂行条例(草案)》, 以政府条例形式规定了我国度量衡基本制度, 保证了度量衡制度得以快速恢复和统一。与此同时, 我国的计量工作也开始由度量衡管理向一般计量转化。1952 年8 月, 国家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向苏联等国定购了第一批计量基准器、标准器, 以之作为国家的计量基准、标准。1955年, 中国国家计量局成立, 着手统筹引进计量标准器和计量测试仪器, 推行米制和草拟统一计量制度的条例、法规等。该局成立后, 很快组织建立了推行公制委员会, 并通过该委员会的工作, 大大加快了推行国际通用的公制单位、迅速统一中国计量制度的步伐。1959 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 确定米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制度。国务院的命令对尽早结束我国计量制度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该命令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计量事业实现了由传统的度量衡向近代计量的转变。

新中国的计量事业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统一的计量系统、计量技术和国家标准的建立上, 并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20 世纪50 年代～ 60 年代是新中国计量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通过人们的努力,计量管理机构和计量科学研究机构相继建立, 与国际接轨的一批国家基准陆续建成, 中国计量完成了它从传统计量中脱胎换骨的历史转变过程, 形成了近代计量的科学体系。

四、中国现代计量的发展

1966 年5 月, 中国开始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 各行各业受到了严重冲击, 各种规章制度荡然无存, 计量管理因其具有的强制性特征, 所受冲击尤为厉害, 这使得中国计量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中国逐渐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中国计量也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新时代中国计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向国际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前进。1977 年, 中国加入《米制公约》, 成为当时米制公约组织的44 个成员国之一, 同年, 我国还参加了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和国际计量大会(CGPM)。从此, 中国同米制公约成员国在计量业务方面加强了联系, 在计量科学方面进一步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这种接轨, 加快了中国计量的现代化。

在计量的法制化建设方面, 同样是在1977 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暂行)》。这是继1959 年国务院《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之后我国以政府最高行政部门名义发布的另一个法令性文件。这一文件的颁布, 使得中国的计量管理实现了有法可依, 它意味着中国计量在法制化管理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除了做到在计量管理方面有法可依之外, 我国政府还在促进计量单位的法制化、推行法定计量单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标志性成果是198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法定计量单位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 全面吸收了国际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 它的发布, 标志着我国计量语言的真正统一, 也意味着我国计量单位与国际单位制的接轨有了法律意义上的保障。1985 年, 我国颁布了《计量法》(1986 年开始实施), 并于同年加入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公约》, 成为当时国际法制计量组织50个成员国之一。《计量法》的颁布及实施, 标志着中国计量实现了它的法制化, 是我国计量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与国际计量的接轨和交流、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建立科学的计量技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体系、实现计量科学研究的现代化, 是现代计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 随着计量法的颁布, 中国已经具备。所以, 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中叶起, 是中国现代计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 与计划经济结构高度适应的传统的计量管理模式如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成了摆在广大计量工作者面前的新的课题。解决好这一问题, 是中国当代计量面临的首要任务。